【专辑】新冠防疫时期东南建筑学者的思考（十六）陈宏胜等：“复工潮”下都市圈跨界治理与疫情管控的空间策略建议

随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在全国大面积的蔓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在此期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学者们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们针对相关问题，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建筑学人应该做的贡献。为此中大院微信平台推出系列专辑：新冠防疫时期东南建筑学者的思考，对各位老师的相关研究与思考做连续报道。

北国雪融，

岭南花开。

根脉通连，

共盼春来。

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摄影：唐芃）

 “复工潮”下都市圈跨界治理与疫情管控的空间策略建议

陈宏胜，王兴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都市圈跨界人口流动及疫情治理问题分外凸显，对都市圈的规划与治理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复工潮”逐步开启，都市圈整体疫情联防联控提上日程。针对疫情爆发后所暴露的都市圈跨界治理问题，为实现疫情防控与秩序恢复，应当以都市圈为防控治理单元，构建分阶段、分级、分类的疫情空间管控体系，制定城际跨境、跨界流动人群健康监测及应对方案，从长期来看，应当进一步探索极端条件下都市圈的危机应对预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都市圈跨界流动及其治理问题分外凸显，对都市圈发展与规划提出了新要求。春节假期及全国统一疫情隔离期行将结束，主要都市圈即将迎来人口回流潮，都市圈疫情防控将是下一阶段“抗疫战争”的主战场。都市圈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的核心增长空间，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是我国进入“十四五”发展阶段的重要区域发展内容，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但以往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实践聚焦于城市职能、产业空间、交通系统等的组织和优化，缺乏系统的应对全国性重大疫情或灾害的防控规划及治理预案。在湖北的疫情扩散变化上可看到，疫情发起自武汉，随即快速蔓延至整个武汉都市圈，并快速向全国波及，与武汉高度关联的都市圈构成城市均受到巨大冲击。受本次突发性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都市圈建设在疫情防控上的短板悉数暴露。当前，地方疫情防控主要以行政属地疫情防控为主，城市封闭式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的结果，有效阻隔了疫情的跨界传播。然而，企业复工在即，经济产业亟需恢复，国际跨境、全国各大区域及都市圈内部大规模的日常化人口流动即将恢复，区域疫情防控态势发生新的变化，亟需形成新的常态化的都市圈跨界流动及跨界地区的疫情防控空间策略。

都市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所在，其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为我国东部沿海最重要的增长极，也是全国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此外，东、中、西各大经济板块及不同省份均以都市圈为发展引擎，全国30多个都市圈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以都市圈为核心载体，人口与资源要素高速跨境、跨界流动，但在肺炎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恢复都市圈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秩序面临巨大的困难。“防疫战”是人力和物资消耗战，是一场“国力之战”，只有依托强大的经济体系才能取得“战疫”的胜利，防控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两大主题。都市圈经济空间体系完整，是发展秩序恢复期间重要的疫情协同防控单元，针对都市圈疫情防控需要及长效治理体系的构建，笔者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从都市圈跨界治理视角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首先，区域内部构建分阶段、分级、分类疫情空间管控体系

如长三角超级区域防疫圈下，人流与物流运转频繁，有必要进行整体协同防疫，以都市圈为防疫资源与防疫空间的调配与操作单元，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分别形成体系化的疫情治理与防控的分类分级物资与设施保障圈，稳定内部疫情的同时，重点对日常跨界通勤流较大、同城化程度较高的边界地区（如“上海-苏州（昆山）”“南京-句容/马鞍山”等）进行协同防控，制定和实施都市圈疫情综合防护应对计划。在地方性防疫资源短缺问题上，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统筹调配，实现就地就近的生产和供给，如口罩、消毒水及特效药物等，建立区域性“生产—供应”体系，逐步解决跨区域长距离防疫物资调动问题。

其次，制定城际跨界流动人群健康监测及应对方案

复工潮开启，居民跨界流动难以避免，都市圈尺度下的城际人口流动及疫情防控非常迫切，城际联防联控是解决疫情跨界传播的关键。当前，城际防控理念将逐步从“围堵、封闭”转向“跟踪、监测”。城际联防联治对恢复都市圈经济社会秩序非常关键，要求对跨界人口流动的规模、职住空间的分布、城际流动人口健康状态的跟踪与监测，城际疫情信息的互联互通等更为精确，并及时找到“关键接触点”，实施有效的应对举措。此外，针对疫情治理的阶段性变化，跨区域的规模化人口流动已开始出现，“地方飞地”“地方性聚居”等人口流动情况也在增多，可以社区或园区为基本单元进行综合疫情防治，特殊时期及时划定防疫片区，快速改造集中收治空间，集中收治疑似病例及患者，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在本次疫情治理工作中，社区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获得非常好的体现，未来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功能，继续赋予社区层级一定的事权与物权，持续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强化社区居民出行轨迹跟踪调查及健康状态监测，为“后疫情”阶段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做足准备。

第三，探索极端条件下的都市圈危机应对预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也让我们重新评估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无法避免不再遭受灾害对人类文明的冲击，而能做的就只有时刻做好准备，以待危险到来之际，拥有更好的条件、争得更多的时间来应对和解决危机。除了重大传染病疫情外，我们还可能面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大规模的社群冲突、网络危机、甚至是局部战争等，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偶发性事件随时可能因为“蝴蝶效应”而快速扩散，破坏性能级不断提升，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市圈治理要以此为鉴，全面评估城市及区域的抗风险能力，探索极端条件下的都市圈发展与治理预案，建立都市圈尺度的危机时期“生产-供应”空间体系，特别是对都市圈生产体系的规划和政策干预要有危机意识，如避免对目前单位产值较低但关系百姓民生的第二产业（如纺织业）实施“一刀切”的腾退清理，保护都市圈尺度下的全产业生态系统。都市圈规划治理预案要在危机之下最大化地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及危机下的生存技能，共同构建持续繁荣发展的社会。

  作者 

陈宏胜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都市圈与跨界地区发展；人居环境健康。

王兴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区域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城乡空间研究、“一带一路”城镇化与空间规划。

本文刊载于《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4日 16版）